近日国常会明确提出要压缩承兑汇票期限至六个月（与央行于2022年1月发布的《商业汇票承兑、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规定相一致），被很多人解读成要限制商业汇票的使用。
加之国务院于2020年7月颁行的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对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支付承兑汇票的限制，一时间对承兑汇票的讨伐之声喧嚣尘上，至于要求取消承兑汇票的呼吁，近年来更是每年都会出现在“两会”的代表提案中。
社会上对理承兑汇票的批判理由主要是它延长了接票企业的账期，从而损害了中小企业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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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，似乎是需要探讨一番的，以此澄清误会，靖消浮言。
承兑汇票的关键字在于一个“承”字，即“承诺”，也即是一种信用，谁做出的“承兑”，体现的就是谁的信用。
银行承兑汇票体现的是银行信用，商业承兑汇票体现的是商业信用。
同样纸币也是一种信用体现，体现的是国家信用，所以国家政权更迭就要重新发行一种纸币，而政权稳定也是币值稳定的基础保障。
所以在国家信用没有建立起来之前，就只能用金银这种一般等价物来充当交易介质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“货币天然不是金银，但金银天然是货币”。
历史上，实际商业信用更是早于国家信用的建立，这也很好理解，国家掌握着暴力机关，它才敢耍流氓，所以中国封建王朝发行的纸币都失败了。
老百姓谁敢耍流氓啊，民间商业更是讲究信用立身，所以票号发行的“银票”，才能当做纸币一样去流通，“银票”体现的就是商业信用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银票”实际上就是一种“商业承兑汇票”。
信用实际上无形的，但信用带来了信心，信心反过来又可以放大信用，所以信用在这个过程中就被价值化了，伴随着信用价值的发现和传递，商业社会得以成熟。
而所谓的汇票也好，货币也罢，本身并没有价值，之所以称其为有价证券，只是因为它是信用的载体，这种载体可以是头口的，也可以是书面的，形式无碍其内涵。
在会计学的意义上，己方的信用被记载为“应付账款”，他方的信用被记载为“应收账款”，它也是有价值的，所谓价值发现就是对它进行定价，现代商业社会靠着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来发现信用价值。
而所谓价值传递，就是让它能流通起来，这就要来寻找一个载体，这就叫应收账款的证券化，商业汇票就是这么一种信用载体，也是应收账款证券化的一种工具。
哲学上常会讲到两种价值，即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，毫无疑问，汇票具有的也仅是工具价值。
对商业汇票的非议大都源于账期，账期是一种时间价值，所谓账期的长短，实际上也就是价格的涨跌。
价格围绕着均衡价格波动，由供需决定，又指导着供需关系，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，但是垄断会使价格脱离供需关系而形成另一种机制，这也是经济学的常识。
所以账期问题明明是一个应该被放在价格机制中去理解的问题，怎么能放到工具载体中理解，着实让人困惑。
说到底账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，试想倘若真把商业汇票这么一个工具载体给取消了，应收账款可能就变成了一张欠条，那么中小企业可能还要吃更大的亏。
至于那些鼓吹取消商业汇票的论调，其实就是让票据来背账期的锅。
如果不蠢不坏，那就是对账期问题的高级红，也是对票据问题的低级黑。
